谁可与言诗

欧德绪 · 发表于 2020-5-20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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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可与言诗

可与言诗，典出《论语》。孔子曾对子贡与子夏两位弟子说：“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贡、子夏有何表现，能得到老师这般赞赏？两人各有一个故事。

子贡是向孔子请教做人的道理：“如果做人能做到贫穷但不奉迎讨好富人；富了但不傲慢对等贫者，怎么样呢？”孔子回答说：“做人能做到这样也算不错，但是还比不上贫穷却乐于探求大道，富有却喜好以礼行事。”子贡想了想老师的话，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说：“《诗经》上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说的就是您讲的道理吗？”孔子听了赞叹说：“我可以跟你谈论《诗经》了。告诉你一个道理，你能由此悟出新的道理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说的是加工玉器骨器的过程。如切如磋是初步加工，如琢如磨是进一步做精细加工。子贡由此联想到孔子说的做人道理，从做得不错，还能升华到更高的境界。

子夏（姓卜名商）则是直接向老师请教《诗经》中诗句的含意。他问道：“《诗经》上说，嫣然一笑，真好看呀，美丽的眼睛，黑白多分明呀，搽点白粉儿更漂亮啊。这几句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这就像绘画一样，先绘上彩色，再用白色来修饰。”子夏若有所悟，说：“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一个人学礼要放在后边呢？”孔子说：“卜商啊，你给了我启发！这就可以同你谈论《诗经》了。”

这两个故事虽稍有不同——一个是从讲做人的道理，引出对《诗经》中诗句的领悟，一个是直接从对诗句的理解引伸出学习的道理，而且孔子还认为子夏给了他启发——但后人从两个故事中归结出的解诗之道是一样的：读诗要通过联想去引伸阐发诗句的旨意，否则难以领略到诗的妙味。

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举例阐述了这个道理。袁枚非常赏识外甥写的《落花》诗中的两句：“看他已逐东流去，却又因风倒转来。”有人很不服气，说这是小孩子也说得出的话，你袁枚怎么会这般格外赏识。袁枚说：“唐代张说曾听从佞臣张易之、张宗昌的诱说，要陷害魏元忠。当时，丞相宋璟劝阻了张说。张说因宋璟一言而醒悟，一生名节得以守住。我外甥作诗时未必想到此事，但读诗者不可不会心独远。”袁枚还说，那子贡、子夏就是这样读诗才受到孔子的肯定与赞赏。会心独远者方可与言诗，这是袁枚对此典故本义的精要归纳。当然这里所说的诗，已从《诗经》扩大为泛指一切诗歌作品。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后人用可与言诗之典，往往不用本义而转用他义。

最常见的是把善吟诗者称为可与言诗者。清代周元鼎撰岳阳楼联：“后乐先忧，范希文庶几知道；昔闻今上，杜少陵可与言诗。”杜甫自号少陵野老，昔闻今上，出自杜甫《登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对联的意思是说，杜甫能写出《登岳阳楼》那样的诗作，是可与言诗者。其实，早在宋代，诗人吕居仁作《江西诗派图》,在《宗派图序》中说：“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已经明明白白地将“言诗”作“吟诗”来用了，而李白、杜甫代表“言诗”的最高水平。而前面提到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有将“言诗”作“吟诗”用的一则诗话：“皋陶作歌，禹、稷无闻；周、召作诗，太公无闻；子夏、子贡可与言诗，颜、闵无闻。人亦何必勉强作诗哉？”“言诗”成了“作诗”。

将可与言诗用作善吟诗之义的例子不少。如《王直方诗话》云：“作诗贵雕琢，又畏有斧凿痕；贵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为难。李商隐柳诗云：‘动春何限叶，撼晓几多枝。’其有斧凿痕也。石曼卿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脱此二病，始可以言诗矣。”这分明是说能摆脱“有斧凿痕”与“粘皮骨”二病的才是善吟诗者。《苕溪渔隐丛话》中还提到：“论者谓人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浑厚，乃可言诗。”这是说用典用得好，才是善吟诗者。还有一个传说。高丽有一位使者渡海时，吟出两句诗：“水鸟浮还没，山云断复连。”诗人贾岛假称自己是船上梢公，接着吟出下面两句：“棹穿波底月，船压水中天。”这位高丽使者赞叹不已，且深自惭愧吟诗不如一位梢公，从此不复言诗。也就是说这位使者从此不再做诗了。

因可与言诗之典与子贡、子夏有关，所以此典又转义为如孔门弟子般的贤才。清代周凯《送蔡生台湾小试》诗云：“海外英才今见之，如君始可与言诗。”这就是用可与言诗来称赞青年英才。元代黄玠有诗云：“田父肯见邀，家儿可言诗。”元末明初李昱有诗云：“无官能纵酒，有子可言诗。”用“可言诗”来夸耀自己家的孩子，并不是说小孩已能会心独远地解诗，也不是说孩子已能如李杜般吟诗，只是表示自家孩子聪明，将来会成为子贡、子夏那样的贤才。

又可与言诗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故自然而然地生出了知音、知己之义。元代张雨《寄李季和》诗云：“孰与言诗李髯叟，一日不见已为疏。”意思是说诗人视李季和为可与言诗的知音，一日不见便如隔三秋了。元末明初张昱《与胡奎言诗》云：“咏歌终日莫予违，可与言诗竟日稀。”这是慨叹知音难得，表达对两人知己之交的珍惜之情。而宋末元初方回有诗云：“可与言诗宜与言，不可与言姑止止。”这后一句的意思显然是在表明话不投机半句多，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

当然，由于可与言诗的本义是在解诗之道上，故其最为贴近的引伸义是指诗歌批评之法。掌握诗歌批评之道者，为可与言诗者。《沧浪诗法》云：“看诗当具金刚眼睛，庶不眩于旁门小法。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辨家数如辨苍白，是说辨别诗歌的流派能像分辨青色与白色那样辨得清楚明白。这已不是局限于对一首诗的解读，而是指对诗歌的文学批评的能力与方法了。《随园诗话》也有这样的引伸义：“陈后山吟诗最刻苦，《九日》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云只作去年香。’郑毅夫云：‘夜来过岭忽闻雨，今日满溪都是花。’此种句，似易实难。人能知易中之难，可与言诗。”这种读诗的眼光也高于一般的对诗意的理解了，应该归入诗歌批评一类。

如果在诗歌批评上两人观点相左，那么也就成了难与言诗者。清代诗人、批评家沈德潜便称宋末诗人、批评家谢枋得“此辈难与言诗”。其原因是谢枋得从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句中读出了诗人忧伤时局的寄托。沈德潜对此无法认同，于是有了“难与言诗”之说。其实，韦应物之诗有无寄托的是与非，不是依一人之见或一时之见可断。将诗歌批评见解与己相左者一概视为“难与言诗”者，按现代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是有失片面之见。

归结起来，可与言诗一典，从会心独远的善解诗者，转义为李杜一般的善吟诗者，也转义为子贡、子夏一般的青年才俊，也转义为诗心相印的知音知交，还从善解诗者引伸为具诗歌文学批评之眼光者，可谓一典多义，读写之时，当知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