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古城的变迁

司马从戎

长沙古城的变迁

司马从戎

至迟在战国（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21年）早期，楚人就已经开始在长沙的湘江东岸营建城池。

长沙城的最早萌芽应是“邑”，即封邑，为楚国大夫的封地、采地。1971年，在长沙市城区，考古工作者发掘了浏城桥一号楚墓，墓主为楚国大夫一级的贵族官员或将领，应是战国初年长沙“城邑”的主人或统治者。

而据《汉官仪》记载：“秦用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由此也可推知，长沙地区在秦以前就有城邑。

至于战国时期长沙楚城的具体位置，学者推定为：东界在今长沙市黄兴路和蔡锷路之间，南界为坡子街一带，西临下河街，北界则在五一路与中山路之间。这一范围东西长700余米，南北宽约600米。

支撑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在战国时期长沙楚城的周围，发掘出了约3000座楚墓。这一依据应该是有说服力的。

另外亦有一说：战国时期长沙楚城的大致范围是，东至东鱼塘街、犁头街、文运街一线，南至解放路和坡子街之间（约中线位置），西至下河街东侧，北至中山路南侧，呈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约800米的长方形格局。

长沙楚城即后来所称“临湘故城”的前身。

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始皇设长沙郡，治湘县。长沙郡的郡治应是沿用战国时期的长沙楚城。

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兴，改湘县为临湘县。吴芮（约公元前241年---公元前201年）及其后人执政“长沙国”后，便着手修筑临湘故城。具体的筑城起始时间，似应在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惠帝诏令全国筑城之后。

临湘故城是在战国长沙楚城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城池范围有所扩大，主要是向南、向北两个方向加以扩展。

据学者考证，西汉临湘故城的范围是，北至今长沙市中山西路北侧约60米处（市青少年宫），南至人民路北侧，东至东鱼塘街、犁头街、文运街一带，西至下河街东侧，大致呈南北长1400米，东西宽约850米的长方形格局。

而后来在临湘故城北侧新建的临湘新治（临湘新城），系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宋朝始建。

请注意，汉时的临湘县不是今日长沙市北面岳阳附近的临湘县，岳阳附近的临湘县是宋朝以后所设的县治。而汉时的临湘县，到隋朝时已被改名为长沙县。

但也有学者考证认为，临湘故城的南城垣约在今长沙市樊西巷稍南处，北城垣位于今五一路与中山路之间，西界为福胜街，东界为落星田、东庆街一带，略呈方形格局。

《水经注》（作者为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郦道元，公元472年---527年）中说：“临湘故城，汉高五年以封吴芮，是城即芮筑也。”据此，有些学者认为长沙城始筑于吴芮。然而考诸事证，此说难以成立，《水经注》的说法应是笔误。

据《史记》（作者为西汉司马迁，公元前145年---不详）记载，“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是在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乙未”（二月初四）。

又据《汉书》（作者为东汉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及《湖南通志》记载，吴芮死于高帝五年六月；《资治通鉴》（作者为北宋司马光，公元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则记载，吴芮死于九月。

故吴芮徙封长沙王后，仅过了五个月或八个月的时间便就去世，所以吴芮筑城之说实难成立。

吴芮死后，至靖王吴著因无子国除为止，其间共历五王，计四十六年。由此推论，说吴王(吴芮的后代执政者)筑城则可，说是吴芮筑城则不可信。

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惠帝诏令全国筑城。以这一时间作为临湘故城筑城之始，是可信的。

吴芮死后，他的遗体葬在何处？墓葬何时被发掘？《水经注》卷三十八曾有记载：“（临湘）县北有吴芮冢，广踰六十八丈，登临写目，为廛郭之佳憩也。郭颁世语云：魏黄初末（公元226年）吴人发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发冢四百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

关于临湘故城的位置，《水经注》说：“湘水又迳船官西，湘州商舟之所次也，北对长沙郡，郡在水东、州城南。”“又右迳临湘县故城西，…城之西北有故市，北对临湘县之新治。”

《嘉庆一统志》则说：“汉时临湘县城为长沙郡治者，在今城之南，而今之长沙县治，即《水经注》所谓临湘新治。”

由此可知，到了《水经注》成书的南北朝时期，长沙地区就已建成了临湘新治，呈现出两城共存的格局。一为临湘故城，即长沙郡治，位置偏南；一为临湘新治，即州城，也就是后来的长沙县治，位置偏北。

但《水经注》对这两个城区的具体范围并无说明。《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并没有到过长沙，对长沙的地理位置没有感性认识，也无法加以说明。

《湘城访古录》（成书于清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对《水经注》所说“船官”这一地名作了说明：“船官既列在瓦官水口下，盖亦水口也。瓦官为今靳江口，靳江之下、湘水之东，止有南湖港与《（水经）注》云‘北对长沙郡’形势相符。”

南北朝时期，临湘新治已经形成，与临湘故城平分秋色。至于临湘新城的具体位置，亦可依据文献大致作出估度。

据《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即公元813年）记载，“贾谊宅（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在长沙(临湘新治)南四十步”。

《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即公元976年---983年）则说，“贾谊庙，在长沙县南六十步，谊为长沙王傅，庙即谊宅也。”

由此可见，临湘新治的南城墙应是位于贾谊宅北面一侧四十步或六十步的位置。

可是，贾谊作为长沙王傅，其故居是位于战国时期长沙楚城的范围之内，亦即以长沙楚城为基础建筑起来的临湘故城范围之内，而临湘故城的北城垣是在今长沙市五一路以北的，临湘新治的南城墙以上述两文献为依据，却是在五一路以南的。这样一来，这临湘新治与原来的临湘故城岂不就存在重叠区域了？这个问题曾一度困扰笔者很久。学术界也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有一种解释，即南北朝时期筑建的临湘新治，可能占据了原临湘故城的北部的一部分面积，只有这样，“贾谊宅在长沙(临湘新治)南四十步”便才合乎情理。但没有历史文献支持这一说法。

还有一种可能，即南北朝时期始建的临湘新治，其初始规模并不大（有文献记载，始建的临湘新治是在临湘故城的北侧城外），后来才扩大到了占据临湘故城部分区域的范围。但这一说法不符合城市建设的规律和常理。

今人从长沙市的东西向五一路出发，沿与五一路垂直相交的太平街往南行走，不久就可到达街道左侧的贾谊故居，但行走的距离却远多于六十步。按照贾谊故居北侧四十步或六十步的距离，可以确定昔日临湘新治的南城墙，是在五一路以南的。

2018年春节期间，笔者曾到访过贾谊故居，可惜那几天故居没有对外开放，是为憾事。

位于长沙太平街的贾谊故居，是长沙古城的一个标志性建筑。贾谊以长沙王太傅的身份，曾在此生活了3年。在这里，贾谊撰写了《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贾谊故居历经两千多年，屡废屡兴，至今仍然屹立于原地。历朝历代的官员，均对贾谊故居进行过维修。而贾谊故居中的那口贾谊井，始终没有挪动过位置，至今依然涌动着清泉。

西晋（公元266年---316年），武帝司马炎取得天下后，复置长沙郡。南朝初置湘州，后仍改名为长沙郡，不久又改名为湘州。

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9年），是东晋灭亡之后隋朝统一之前，存在于中国南方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的四个朝代的总称。

由于湘州的军事特性和州治的设立，使得长沙郡治得到了南移，而临湘县治则被北迁出城。

湘州州城是在汉代临湘故城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建成的，即在临湘故城之内的东西方向加筑了一道隔离城墙，以之作为州城的南城墙。所以，临湘故城就被这道隔离城墙一分为二，北部为州城，南部则为郡城，形成了州、郡同城而治的局面。而在临湘故城的北面城外，则新设了临湘县治。

此时州城的大致范围是，东至今长沙市东鱼塘街、犁头街、文运街一带，南至解放路北侧约90米处，西至下河街东侧，北至中山西路北侧约60米处（市青少年宫），呈东西、南北长均约为900米的正方形格局。

新建的临湘县治，则位于这一州城范围城外的北侧。

《据地志》说：“（临湘）故城在长沙县(临湘新治)南三百步”。指的应该就是这一时期它们的相对位置。显然，这时的临湘故城与新设的临湘县治是没有重叠区域的。

但是，这个临湘县治的位置远没有《元和郡县图志》成书时代唐宪宗元和八年，即公元813年所述“贾谊宅在长沙(临湘新治)南四十步”那样靠南。也没有《太平寰宇记》成书时代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即公元976年---983年所述“贾谊庙，在长沙县(临湘新治)南六十步。”那样靠南。

我觉得可以有这样的解释：南朝以后，后人们逐渐改变了说法，或者说，是唐《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及宋《太平寰宇记》的作者引用了错误的信息，将隔离墙北部的州城称为了临湘新治，而将隔离墙南部的郡城称为了临湘故城。这样，让人费解的问题就都基本上说得通了。

也就是说，那道新筑的隔离城墙正好处在贾谊宅北侧四十步或六十步的位置。这一种解释看起来非常合理。这是笔者的个人看法。

《长沙县志》古城考记载：“临湘新治，南北朝宋所徙，本在城外，隋唐时包入城中。”也就是说，与临湘新治始建年份相同的那道分隔州城和郡城的隔离城墙，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宋朝所建的。这一记载也说明，南朝时期初，确实在临湘故城的北侧城外设立了新的临湘县治。

南朝宋（公元420年---479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一个朝代，也是南朝四个朝代中存在时间最久、疆域最大、国力最强的朝代。南朝宋历经九帝，享国60年。

隋（公元581年---618年）和唐（公元618年---907年）初时期，长沙城基本沿用南朝时期的城市格局。中唐以后，长沙城向东、南、北三个方向进行了大幅度的扩张。长沙城的西侧为湘江所阻，无法进行拓展。

《湖南通志》说，“碧湘门，即今府城门。”由此可见，南界已扩展至了今长沙市城南路、西湖路一线。

《资治通鉴》说，“马希萼陷长沙，据城自守，李彦温自驼口引兵攻清泰门。”以今长沙市清泰街证之，则北界已扩展到了今中山路偏北一线。

东界则发展到了自今长沙市运达国际广场东部往南至建湘路、落星田街、东庆街、马王街、都正街、高正街一线。

中唐以后，长沙城区的面积增大到了旧时城区面积的2.5至3倍左右。

扩建后的长沙城共设六门：

南：碧湘门（今南门口附近）；

东：醴陵门；

东北：浏阳门（今小吴门附近）；

北：长乐门（今六堆子附近）；

北：清泰门；

西：济川门（今大西门附近）。

唐末社会动荡。唐乾符六年十月（公元879年11月），占据福建、广东、广西大部地区的黄巢起义军开始“北伐”，宣布起义军将进军关中地区，推翻长安唐王朝的统治。起义军的前锋从桂州（今广西桂林）出发，沿湘江顺流北上。

其时，唐朝讨伐藩镇的名将李晟的曾孙李係率5万精兵和5万地方武装“团结军”，驻屯潭州（今长沙），试图堵住起义军的北上之路，护卫长安。

但李係远没有其曾祖的才能，平时只擅长纸上谈兵，并没有实际指挥作战的方略。起义军兵临城下，一鼓作气，一昼夜就打下了潭州城，李係逃往朗州（今湖南常德）。唐军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将帅无能，致使军无斗志，一败涂地。公元879年12月14日，起义军占领了潭州城。

唐亡以后，军阀马殷割据占领了潭州，建立楚国，以潭州为国都。

马殷，系河南许州鄢陵人，原是个木匠。从军以后，曾随军阀孙儒与刘建锋在蔡州（治今河南汝阳）抵拒过黄巢的起义军。后逐渐蜕变为军阀，任潭州刺史。唐昭宗光化元年（公元898年）被任命为武安节度使，领有潭州、衡州等七州之地。后向梁朱温纳贡，在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被封为楚王。

马氏父子相继世袭在长沙为王，历六主，共计44年（公元907-951年）。为了加强潭州的防御功能，他们特将西城墙向西移动了约100米，至湘江河滩，直接临水，采用了大量木构材料构筑墙体骨架，然后夯建城墙。另外，将南城墙南拓了约200米。

宋朝时期（公元960年---1279年），潭州（今长沙）城区的面积经历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缩小。

这一时期，潭州城的灾难相继来临。

公元1126年，是靖康年。金兵南下，攻破汴京（今河南开封），灭北宋。

南宋初年，公元l130年2月(建炎四年正月)，金军从江西分兵入湘，于3月5日（正月二十四日）抵达潭州城下，传令潭州军民投降。潭州军民不从，固守拒敌。战斗十分激烈。金军于3月13日（二月二日）攻破潭州城。

金兵破城后，对潭州军民进行了屠杀，并洗劫了潭州城。史书记载：金人“掠潭州六日，屠其城而去。”

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李纲出任观文殿学士、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李纲到任潭州后，发现城垣破坏严重，觉得城墙长度过长，难于防守，便奏请将潭州城域加以缩小，并重修城墙。

他提议的城墙改建方案是：在北宋时期城周二十二里九步（约12560米）的基础上“请截（潭州城）三分之一…新城围计十四里半有奇。”

在李纲及其他后任者的主持努力下，潭州城墙得到了缩小改造。即将原城墙北线（开福寺路）、西线（湘江中路）、东线（芙蓉路）三面城墙的合计长度截去了“七里半”（约4200余米）。新建的潭州城北城墙位于今湘春路一线，并增设了云阳门。

潭州城墙除局部利用了五代时期的墙体基础外，大部分系重新夯筑而成，城墙的两侧砌有多层青砖以加固城墙。此时潭州城的范围是，东线自湘春路起，沿芙蓉路西侧---建湘路---落星田街---东庆街---马王街---都正街---高正街一线，南到城南路一线，西到江滨，北到湘春路一线，大体呈南北长约2900米、东西宽约1400米的长方形格局。

但新建的潭州城墙没能抵挡住崛起的蒙古军队的进攻。

南宋末年，公元1275年9月，数万蒙元大军抵达潭州城下，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攻守战，蒙军统帅阿里海牙负伤。正月城破。数百名英勇参战的岳麓书院学生也同时殉难。

战后蒙军本欲屠城。时在潭州的宁乡人欧道获悉后，毅然前往蒙军统帅阿里海牙的大营对其进行劝阻。阿里海牙被欧道所打动，加之参政崔斌等不主张屠城，于是阿里海牙说服部将不再杀戮，城中余众得以幸免。

2011年11月，在长沙湘江岸边潮宗街的万达广场工地，曾发掘出了宋代古城墙遗迹。城墙遗迹长达120米，顶部宽约5.7米，底部宽约6.2米，高约1.8-0.5米不等，采用的是中间夯筑、两边砌砖的建筑手法。

在古城墙的南宋时期砖块上，发现了“忠义军”以及“长沙”、“宁乡”等铭刻。城墙所处的潮宗门(即朝宗门)，历史上发生过抗元等激烈战事。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守御指挥使邱广主导对长沙城墙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缮。据《善化县志》记载，修缮后的长沙城墙高二丈四尺，八尺以上外层用砖，八尺以下外层用花岗岩，墙基厚三丈，墙顶厚一丈二尺。当然，不同的地段区域，其城墙尺寸规格可能会有所不同。

修整后的长沙城范围，东至建湘路，南临城南路，西抵江滨，北到湘春路。长沙城的东南部外扩到了浏城桥---凤凰台---天心阁一线，得以将东南的高亢地势纳入了城内，使之成为整个城市的制高点。东南部城墙上还建有瞭望角楼，此即天心阁的前身。

东南部城墙的制高点，后来在清军迎战太平军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上世纪抗日战争时期，国军依托仅剩的天心阁一段城墙构筑阵地，抵抗日军，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修缮后的城墙周长共计二千六百三十九丈五尺，折合约十四华里。全城共设九门：

南：黄道门（即南门）；

东：浏阳门，小吴门，新开门；

西：德润门（即小西门），驿步门（大西门），朝宗门，通泰门；

北：湘春门（即北门）。

整修一新的明城墙首先遇到的挑战，就是张献忠的攻城。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8月15日，张献忠率大军20万人，自武昌分水陆两路向湖南进军，于10月4日兵临长沙城下。此时，长沙城内的许多文武官员、吉王、以及自荆州逃来的惠王等，已出城向衡州南逃，只剩下推官蔡道宪在指挥抵抗。

张献忠安排人员对城内喊话：“军中久知蔡推官名，速降，毋自苦。”蔡道宪不仅不降，还以“强弩射之。”

围城后的第三天，蔡道宪手下的守城副总兵尹先民、何一德率先投降。随后，吉王府左丞黄明治“潜送款迎之”，长沙城遂陷。

战后张献忠曾杀人。清汪辉《湘潭脱难录》记载：“献贼破长沙，在城之民，杀虏逃亡者无算。贼众四掠，名为讨马。是年赤旱千里，贼所过境，血染枯禾。…剐桩二三百，无一桩未剐人。”

而《明史·蔡道宪传》记载：蔡道宪被抓后，张献忠首先用官位利诱他，蔡道宪大骂。张献忠要手下为蔡道宪松绑，并请蔡坐上座，蔡坚不肯降，还是骂。张献忠威逼说：“汝不降，将尽杀百姓。”蔡道宪大哭说：“愿速杀我，毋害我民。”张献忠判断蔡道宪终将不会投降，以凌迟处死了蔡道宪。张献忠还杀死了不肯降服的举人冯一弟。

但张献忠在长沙也宣布了“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的政策，以安抚民心，并尝试建立地方政权。这应是张献忠的队伍能够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张献忠对朱明皇家十分痛恨，一把火烧毁了庞大的吉王府。

明长沙吉王府规模宏大，“城内地方半属王府”。《湘城访古录》则记载：“考明藩邸制，五殿三宫，设山川社稷庙于城内，城垣周以四门，堂库等室在焉。…故省会几为藩府占其十之七八。”不管吉王府是占据半个长沙城，还是占有十之七八，这个比例都是惊人的。

清《长沙县志》则说：“明吉藩堆石成山，名紫金山，嵌空磊，石径逶迤。”吉王府的修建，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

清代（公元1636年---1911年）对长沙城墙进行过几次修理或加修。据《善化县志》记载，顺治四年（1647年），重修过一次；十一年，洪承畴经略七省，驻湖南，又进行了一次修理。所用砖石皆取自已经损毁的原明吉王府的王城。

此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道光十四年（1834年）等，长沙城墙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维修和加固。

长沙城墙虽然进行了几次加修，但终清一代，一直维持明以来的九门格局。只是，因新开门和通泰门皆闭塞不开，故街巷言谈，都称七门。

清咸丰二年（1852年），由广西一路而来的太平军进抵湖南，自7月27日始，至10月19日止，攻击长沙外围及城池达81天之久，但最终没能成功。

砖石结构的长沙城墙十分坚固。太平军中有不少人出身于湘南矿工，他们在城南魁星楼和金鸡桥一带挖掘了10多处地道，并曾3次用炸药爆破轰塌部分城墙，前锋乘势从缺口处猛冲而入，但均被清军堵住杀退。

长沙城成了太平军从广西到金陵（今南京）的进军途中唯一未被攻克的城市。在长沙城墙的天心阁附近，太平军还牺牲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西王萧朝贵。清军在东南城墙的制高点上架设火炮，轰击太平军阵地，萧朝贵中炮阵亡。太平军最终于10月19日夜从长沙城外撤走，北上攻取了岳州。

在长沙守城的过程中，首次出山的左宗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预为谋划，从长沙商户们手中筹措了12万两银两，以备急用。当城墙被炸出现缺口时，他急令军民用石块填补缺口，宣布凡向缺口处抛石一块，即赏钱一千文。总之，守城方是用尽了千方百计，总算最终化解了危机。

但是，民间亦曾有一传说，说当年洪秀全驻军岳州时，一夜，有青衣小帽士人求见。这位士人与洪秀全纵谈天下大势，建议太平军占领金陵后全师北伐，平定中原，驱除索虏，还我山河。可惜洪氏没有采纳，攻占金陵后即采取守势，仅以2万多人的偏师北伐，最终失去了获胜的机会。而这位向洪秀全呈献大计的人，便是后来与洪、杨为敌的左宗棠。

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曾国藩自衡州督水陆两师，万人进发，沿湘江北上时，曾贻书力邀左宗棠共同抗击太平军，但左坚辞不赴。良禽择木而栖，左亦非常谨慎。这样说来，左、洪之岳州相见，亦非完全不可能之事。

辛亥革命后，长沙城墙的新开门被改名为兴汉门。市政府又先后加开了福星门、学宫门、经武门、太平门等四个城门。这样，长沙城共计开有13门。

1914年以后，长沙市政府多次通过决议要拆除城墙。1928年，长沙市全面拆除城墙，以便修筑环城马路。幸赖当时“市政筹备处”的负责人曹典球力主，才保留了天心阁及其周围的一段城墙。为了保住城墙，曹先生吃住都在城墙之上，“誓与城墙共存亡”。曹先生后来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并亲自授课。

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日军曾三次大举进犯长沙。由于天心阁所在一段城墙及其附近区域，是长沙城的制高点，所以在三次会战中，这里都成了国军的重点布防阵地。

在第二次会战时，日军于1941年9月27日晚攻入长沙，天心阁一带的国军阵地面临日军的强攻，但日军没有得逞。三天后，日军被迫撤退。

在第三次会战时，1942年元月1日拂晓，日军首先以密集炮火向驻守天心阁一带的国军阵地轰击，然后采用步兵强攻。日军并使用了飞机进行轰炸。天心阁城墙成了最激烈的战场。

两军形成胶着状态之际，国军改变策略，发起了反冲击。在天心阁城墙上的国军兵力掩护下，城墙下一个团的国军反守为攻，从各阵地主动出击。日军没能抵挡住国军的攻击，狼狈逃出2500多米方才停住，国军以胜利告捷。

长沙城墙记载着历史。长沙城墙被拆除以后，长沙城域沿东、南、北三个方向不断向外发展扩大。借助于几座湘江大桥的陆续修建，现在湘江西岸的一部分地区也成为了长沙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