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诗词中“屈原”的影响

姜清水

姜夔诗词中“屈原”的影响

姜清水

中国文人的“淑世情怀”来源于《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以“平天下”为终极目标，就是要达到天下均平的社会理想状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姜夔的“淑世情怀”也自然有这种基因原素的存在，在品读姜夔诗词时，发现其受屈原作品的影响非常大，故疏理以现。

姜夔对屈原的作品再三捧读，对《离骚》《九歌》《远游》等名篇在诗词中应用的频率非常高。他是把屈原的《离骚》篇奉为“经”的，如“可续离骚经”诗句。又如他的雅乐《越九歌》，不仅依屈原的《九歌》之名和文本范式，其内容也步屈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的主旨，以屈原“爱国”为基调，寄托姜夔自己的赤诚之心，整条爱国主线贯穿其中，悲切之意较之屈原及姜夔同时代之人，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姜夔到晚年在浙东永嘉，仍不忘屈原的《远游》辞章，胸装辞人的反复吟咏“心愁凄而增悲”“求正气之所由”志趣，唱出了责备朝廷缺乏“关心百姓”观念，没有“中兴复国”志气，“金灭宋之心”未死的悲歌，告诫南宋政局。 姜夔这种“心忧家国”信仰内核的形成，可以从他的生活轨迹与诗词中探寻与体会，并感受其受“屈原”影响的过程和前行步伐。

姜夔在1185年之前的作品中，很难看到“屈原”的影子，包括1176年所作而闻名文坛的《扬州慢》词，可以说《扬州慢》词是一个热血青年，看到“国破山河碎”景象，凭心情而走，凭实况而作，发出“黍离之悲”的声音，只能说《扬州慢》词中有“心忧家国”的初衷，还没有达到“内核充分”与成熟的程度，若说“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或“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等语有委婉、清刚成份，那也是姜夔的出生地鄱阳，以及鄱阳湖流域人文故事赋予他的“吴楚软语、刚柔并济”基因记忆，总体的看，姜夔的《扬州慢》词不是其艺术风格成熟的作品，也不能作为其“代表作”，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曲“成名作”。姜夔的成熟期或大成期的

诗词作品无不体现“温柔敦厚、委婉含蓄”艺术风格与“心忧家国、愁思深郁”的思想特征。

姜夔从1185年秋到长沙，有《清波引》词“自随秋雁南来”句为实证，在潇湘一年多时间，从此年秋到翌年秋，登南岳、泛洞庭、游湘江、居长沙，这里的人文景观对姜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潭州红梅”“九嶷舜源”“湘妃泪斑”“定王台阶”“南岳湘云”“洞庭波浪”“陶侃射蠎”“杨幺起义”“岳阳楼铭”“屈原故事”等等潇湘人文现象，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也在他的诗词等作品中用来得心应手，“先忧后乐”观念给他在长沙作“离别鄱阳”走向京都的决定，带来了不小影响，也赋予了他一生“忧国忧民”的动力。特别是“屈原故事”让他铭刻心中，终身受益。

姜夔诗词中有关潇湘人文现象的应用非常多，如姜夔也用湘妃斑竹泪痕“赋潭州红梅”，形象地描述“相思血”，把自己的相思情注入，凭添了几份真切与美感。又如，他在《昔游诗》中的前五首就都是记述此次到潇湘的事情。每首都是那么自然地流露出，他对洞庭湖的真情赞美与度过美好时光的怀念，也给后人留下了美丽诗篇与敢于冒险的精神。这几首诗中也不凡有名句流传。如“洞庭八百里，玉盘盛水银”，“放舟龙阳县，洞庭包五河”，“九山如马首，一一奔洞庭”，“萧萧湘阴县，寂寂黄陵祠”等等。这些潇湘的人文故事，以及姜夔后来经过长江流域、太湖流域，或京都的人文典故，都只能说是他“兼收并蓄”，给姜夔的艺术作品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凭添几份美感，给人以艺术审美的享受，而真正注入姜夔作品中主流“思想”的意识，乃是屈原的“政治品德”和“人格操守”，可以说姜夔的一生是继承与发扬“屈原精神”的一生。

   姜夔初次引用屈原辞句是在长沙作《百宜娇·戏张仲远》词。姜夔在此词词旨注入了偷情“怅断魂”观念，劝世人“自重、自爱，莫偷情”。全词说张仲远偷情事，词中有“看垂杨连苑，杜若侵沙，愁损未归眼”句，其中“杜若”一辞喻美人，源于屈原的《九歌·湘君》中“采芳州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句。姜夔戏张仲远有故事流传，说姜夔写词后，让张仲远的妻子知道张仲远“偷情”事，

夫妻大吵一顿，张仲远被妻子手爪子抓破了脸皮，弄得张仲远不好见人。

姜夔在1186年秋季，答应了萧德藻的“湖州之约”后，从长沙到汉阳看望姐姐，到“岁晚”间，“乘涛载雪”下长江东去湖州，作《探春慢》词，此词词序中的“予自孩幼从先人宦于古沔，女嬃因嫁焉。”，其“女嬃”一辞，也是来自屈原《离骚》的“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句。姜夔在作《探春慢》词的同时，写下十首 《以长歌意无极好为老夫聴为韵奉别沔鄂亲友》诗，其中第十首全诗如下：

孤鸿度关山，风霜催翅翎。

影低白云暮，哀激那忍听。

士生有如此，储粟不满瓶。

著书穷愁滨，可续离骚经。

姜夔这时以“孤鸿度关山”的心态，东去湖州赴约，不管今后路有多难走，心中预期“风霜催翅翎”，不想“储粟满瓶”，而“续离骚经”就是他此时的誓言。姜夔是把屈原的《离骚》当作“经典”来对待的，并且有了“续写”这个“经典”的决心。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度，也是可以冠以“伟大爱国者”头衔的。屈原（约公元前339—前278）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诗人。楚怀王时做过左徒、三闾大夫。主张改革政治、任用贤才。遭谗去职，屡被放逐，自沉汨罗江。他的诗吸取楚国民歌的特点，结合神话故事，驰骋想象，抒发炽烈的爱国感情，创造出一种富有浪漫主义精神的文学体裁，即楚辞体（也叫骚体），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影响。屈原的名篇有《离骚》《九歌》《天问》《远游》。学者一般都认可《九歌》是屈原所作。《九歌》非九首歌，共十一首，是祭神灵之歌。古人以九为旷野最大，并非指实数。《山海经》说夏时启所创，有禹之子启“得《九辨》、《九歌》”语句。屈原的《离骚》《天问》中也都提到了“启与《九歌》”。王逸说：“《九歌》者，屈原之作。”王逸并以《九歌》中有“怀忧苦毒，愁思沸郁”思想，论“屈原放逐”，“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艾荫范提岀：“《史记·屈原列传》中司马迁罗列屈原作品，并无《九歌》之目。”他又说“细细品味《九歌》内容，”“不像屈原作品。”艾荫范经过一番论证、比较，认为屈原《离骚》的基础是《九歌》，于是断定：《九歌》辞来源更古老，译者与加工者“一定是屈原”。

《离骚》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以诗人自述身世、遭遇、心志为中心。前半篇反复倾诉诗人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表达要求革新政治的愿望，和坚持理想、虽逢灾厄也绝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意志；后半篇通过神游天界、追求理想的实现和失败后欲以身殉的陈述，反映出诗人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思想感情。全诗运用美人香草的比喻、大量的神话传说和丰富的想象，形成绚烂的文采和宏伟的结构，表现出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骚体”诗歌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名句均出自屈原的《离骚》。

《九歌》原为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远古歌曲的名称，战国楚人屈原据汉族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改作加工而成，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九歌》共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歌》多数篇章皆描写神灵间的眷恋，表现出深切的思念或所求未遂的伤感；《国殇》一篇，则是悼念和颂赞为楚国而战死将士。王逸认为是屈原放逐江南时所作，当时屈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所以通过制作祭神乐歌，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但现代研究者多认为作于放逐之前，仅供祭祀之用。

《远游》诗主要写想像中的天上远游，表达了作者对现实人间的理想追求。全诗围绕“远游”这一主线展开，先交待了主人公远游的动机，然后介绍远游前的准备工作，最后写远游的过程。诗中出现了大量的神仙怪异之物，迷离惆怅，反映出楚文化富于想像的特色，显示了诗人吸取民间文艺素材进行诗歌创作的艺术视野，和操纵开合运用自如的创作能力。“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茕茕而至曙”“思旧故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等名句均出自屈原的《远游》。   

姜夔是一介文人，是职业诗人，他把乡关之思、羁旅之恨、情恋之苦、生活之难、忧国之情都在笔下加以不断激发与无限扩张，以一个诗人敏锐的洞察力，让世间本无人类生命的物体代言，触入南宋社会与现实，又以艺术化了的诗句吟诵出来。

姜夔的词作，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了他的“冷色调”，他的诗作也是如此。他的诗词作品绝不用“桃之夭夭”一类的俗艳，也绝不写“灼灼其华”类的丰满，更不是初、盛唐那种“银河落九天”的夸张与“若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豪迈。他所喜爱的是类似屈原“忧愁怨愤”“个性鲜明”和晚唐的那种“西风残照”“落叶冷水”的艺术手法描述形态，表现的是一种清瘦之美、残缺之美、孤独之美、寂寞之美，伴随这种审美的物象往往是“梅影残荷”“长桥独舸”等等。如其《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首诗中用辞，“细草穿沙”“残雪未融”“吴宫烟冷”“茫茫雁影”“长桥寂寞”“古苔留雪”等，体现的是一种“冷色调”与“细微观”，即使是惆怅怀古，姜夔也不像辛弃疾“长空万里”“千里江山”“气吞万里如虎”那样雄阔；也不像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那样刻骨的沉痛、直白的表述；姜夔就是“残雪未融青草死，苦无糜鹿过姑苏”“中兴无限艰难意，日暮潮平力土归”“行人怅望苏台柳，曾与吴王扫落花”，给人一种淡淡的哀伤印象，可细细品味姜夔的这些“冷色调”与“细微观”，能见到诗人在吟咏风物中的变化和赏识景致中的枯荣，同时也把诗人的日常气息和艺术思维，渗透于其中，且是以诗情画意之画面加入，以小逐渐放大，以点不断延长，以面不断扩张。“姑苏繁华不见”“中兴无望”“苦无糜鹿再过”等诗心跃然字里行间。诗人的“痛苦之心”何止一点“芳心”，让读者体会到诗人那种伤痛是那么“悠长深远”而“刻骨铭心”，给当时诗坛带来的是一股能“吹散濒湖数峰雪”的暖流，时至今日，这股暖流与正气仍然能鼓舞人们“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感。

   姜夔是细心耕耘着诗田的，在播撒着“忆乡情”与“忘忧草”的同时，也在诗田埂上种植其它乔木花草，当树高荫厚时，又惹来百鸟。姜夔在仔细观察着乔木花草的成长和鸟的啼叫时，又凭借着这些本无人言的“生命体”，替诗人诉说着心中积愤与忧愁。姜夔见着《虞美人草》马上吟唱岀：“夜阑浩歌起，玉帐生悲风。”借楚霸王项羽事说出诗人的“翻愁不相顾”，对南宋积重难返的伤痛。他看到“老乌棲棲飞且号，晨来枝上啄楮桃”，又借乌鸦之口诉说“绕林哀哀诉明月，夜阑月落声渐咽。天地阔远兄不闻，苍厓下泪山竹裂”“江南望夫谁家子，登山化石不得语。”诗人在向苍天诉说后，感叹“老乌事事无足录，人间犹传夜啼曲”。他在看到天空出现月食时，联想到月如饼，呐喊道：“天边有饼不可食，闻说饥民满淮北。”鸟类“苦事”哀号泪下苍厓，人间“夜曲”啼声淮北传来，两相如此貌似，何不叫诗人满怀酸楚滋味，难怪诗人弹起箜篌唱道：“古人抱恨死，今人抱恨生。”姜夔在腹中积累太多的忧虑时，也在诗田边邀月，请上三两友人对饮酬唱，时而古人，时而旧朋新雨。不理解为什么“国破山河碎”时，问夫差“越师何从来，夺我玉万顷”；不明白“淮桂手所植，汉甕躬身抱”，江山半易姓，与潘柽商榷“佳客夜深来，清尊月中倒。”诗人酒中谈及“中兴无望”时答苏虞叟，“万里青山无处隐，可怜投老客长安”。又答沈器之，“江汉乘流客，乾坤不系舟”。在与葛天民酬唱时，诗人借牵牛花感概南宋“不见青青绕竹生，西风离落抱枯藤”。诗语透露诗人对国家破碎的不甘、对民众遭难的不安，对大宋的南渡表示伤感，企望北伐收复失土，字里行间洒下的都是姜夔“心忧家国”的胸膛热血。
    姜夔是词心诗语无败笔，其诗光彩夺目，熠熠生辉的，其以词名世，千秋传唱。姜夔创造性地将婉约与豪放词风融为一体，避免婉约媚俗，整修豪放粗犷，形成了清刚婉丽、典雅蕴藉、格高境远、韵律和谐的委婉风格，开创了中国词史上一种清新的审美方式，对后来的诗词界影响深远，被誉为“词圣”。

南宋历史是中原一段尴尬历史，姜夔就是生逢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这段历史时期。其诗词中多婉语论时，痛心国事、忧国忧民之作，以《扬州慢》词为代表感慨“黍离之悲”；以《齐天乐》词为代表，描写当时时局不稳、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景象；以和辛弃疾唱酬的四首词为代表，急切主张抗金的拳拳之心。以《暗香》、《疏影》两词为代表，呐喊国难深重，需要“梅花”品质重整河山；以《翠楼吟》、《满江红》两词为代表，直刺南宋当局文恬武嬉，丧失收复失地的意识；以《念奴娇》《惜红衣》两词为代表，诉说国破山河碎的悲痛；以《水调歌头》词为代表，婉言说南宋社会没有“为百姓着想”的思想和缺少“复国”意志。

姜夔用委婉之语说出了当时文人想表达而不敢言及的“国事”，深受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萧德藻、朱熹等名家的推赏，并与不少名公巨儒结下翰墨之谊。“裁云缝雾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声”，是当时巨儒杨万里对姜夔诗的赞誉，这也是姜夔在文学艺术上一张独自享有的名片。

屈原的忧国之情在姜夔心中扎下根，枝繁叶茂。他以屈原的《九歌》之式，仿辞意，效辞理，谱曲十首，称之《越九歌》。姜夔的《越九歌》是姜夔依据古越地民间流传的庙祠迎神之古曲整理并填以辞。《越九歌》共十首，全部都注有曲谱在旁。姜夔歌曲以《越九歌》为名，以辞代“词”，有其深刻含意的。姜夔的《越九歌》十辞十曲，分《帝舜》《王禹》 《越王》《越相》《项王》《涛之神》《曹娥》《龎將軍》 《旌忠中管》《蔡孝子中管》共十章，冠屈原《九歌》之名，均以屈原爱国为基调，寄托姜夔赤诚之心，整条爱国主线贯穿其中，悲切之意较之屈原及姜夔同时代之人，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姜夔到了晚年游浙东永嘉，唱出了一曲《水调歌头》，全词如下：

《水调歌头》

永嘉富览亭作

  日落爱山紫，沙涨省潮回。平生梦犹不到，一叶眇西来。欲讯桑田

成海，人世了无知者，鱼鸟两相推。天外玉笙杳，子晋只空台。

倚阑干，二三子，总仙才。尔歌《远游》章句，云气入吾杯。不问王郎五马，颇忆谢生双屐，处处长青苔。东望赤城近，吾兴亦悠哉。

若说《扬州慢》是姜夔的成名之作，《暗香》《疏影》则是其风格成熟之作，那么这首《水调歌头》就是他成就最高的作品，真正达到了“野云孤飞，去留无迹”高度。

姜夔的《暗香》《疏影》两词借以咏梅花之题，感概身世凄凉、时代悲痛、国运衰败，诉说着心中幽怨积愤，怀念大宋辉煌时期，企盼祖国恢复美好，意在若用“梅花精神”重整河山，体现了词人耿耿之心，切切之痛，殷殷之情。特别是《疏影》一词耐人寻味。姜夔用“梅花女神”，“绿衣童子”之典说明梅花洁白如玉，招人喜爱，可是生不逢时，用“自倚修竹”之典说明梅花如佳人，强调梅花弱小之势。点出时代近黄昏，佳人也很无奈。由佳人的无奈引出“昭君出塞”之典，用昭君想回家宁愿做弱小的梅花，联系到“梅花妆”之典，梅花妆是一个漂亮、美丽的世界。应该看重梅花妆给人们带的幸福和欢乐及美妙生活，由此就有“金屋藏娇”之典的出现，告知人们要珍惜那梅花盛开的时光，词人用“笛声惊落梅”典来说梅花的落尽，美好时光的流失，不能怪词人说“西风消息”。姜夔此词的六个典故串连紧密，犹如山泉流水顺畅，天空云飞无痕，尽情追思大宋繁华，诉说南渡后苍凉，希望“梅花精神”拯救河山。

姜夔这首《水调歌头·富览亭永嘉作》词，说南宋全然无“为民意”“复国志”，收拍仍然还说“东望赤城近，吾兴亦悠哉”，金占地赤城太近，“西风”将至，忧兴上头。真是：洒尽词人血，悠忧无尽头。

姜夔的《水调歌头·富览亭永嘉作》词中提到王子晋、王羲之、谢灵运三人。有“子晋只空台”“不问王郎五马，颇忆谢生双屐”句。很有意味的是此词中，姜夔竟然说是他喝酒时，有二三个仙才之“云气入吾杯”，尤其点到屈原的《远游》诗名，姜夔借屈原的《远游》诗的爱国主题，引出对谢灵运身世的回顾，此处用笔用情都十分到位。可见姜夔不仅是终身念念不忘屈原的“词章”，而且把屈原的“爱囯精神”吞在肚中，融化在血脉里，牢记于心，随感而发，与屈原反覆吟咏“心愁凄而增悲”“求正气之所由”的主题，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羲之出身于名门望族琅琊王氏，王氏家族助晋室南渡建立东晋于江南建康，与陈郡谢家同为东晋著名家族，唐诗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句，就是指谢家事。王羲之16岁时，被太尉郗鉴相中为“东床快婿”。初为秘书郎，后由征西将军庾亮荐为宁远将军，改任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因与扬州刺史王述有矛盾，辞官不再出任。王羲之擅长书法，少从卫夫人学书法，后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一变汉魏以来波挑用笔，独创圆转流利之风格，隶、草、正、行各体皆精，被奉为“书圣”。“王郎五马”说的是王羲之在永嘉任职时，出行需五马驾车。
    姜夔酷爱《兰亭序》，家中藏有《兰亭序》四本，日日研习，并作有不少跋在。姜夔在词中说“不问”王羲之，也就是说他此次对酷爱的《兰亭序》作者的事，可以不去过问，当然也就不是此词词旨所要说的“更大要事”。

王子晋（一作乔），周灵王的儿子。王子晋从小就是个非常聪明而有胆识的孩子。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正赶上连降大雨，洛邑附近的谷水和洛水合流，洪水漫过了堤岸，几乎要冲毁王宫。灵王着了急，一边忙命人运土堵水，一边决定挖洛堤放水。王子晋为了劝止周灵王不要决洛河之水,这样虽然会防止洪水冲决宫殿,但却会使洛阳百姓生灵涂炭，讲了一套“川不可壅”的大道理。他的谏言使他的父皇周灵王大为震怒，将他贬为庶人，他因此忧郁成疾，年仅16岁就死了，百姓感其恩德，就以平时的称呼“王子”而流传。

温州有王子晋“吹笙台”遗迹。姜夔这里在说有“台”也是“空”的，无人念及。姜夔的“台”，当指王子晋所筑起的“替百姓着想”的“思想高台”。

谢灵运(385--433)原名谢公义，字灵运又称谢客。他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谢灵运才能出众，认为自己应当参与时政机要，宋文帝对他“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他在朝不得志，好营园林，游山水，制作出一种“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的木屐，后人称之为“谢公屐”。姜夔所指“谢生双屐”，当是说谢灵运的“人生足迹”。

永初三年，由于刘宋王朝对谢家始终怀有疑忌，谢灵运被降为永嘉太守。谢灵运自恃门第高贵，又才华横溢，非常高傲，曾说过，天下才共有一石，建安诗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余下一斗由自古以来及现在的闻名之人共分。他恃才傲物，自以为在政坛上应受到格外的器重，殊不料反遭朝廷排挤，被调离京城建康，在到永嘉留情山水，不理政事。

元嘉八年，宋文帝又让他出任临川内史，他还是不理政事，终日出游，被地方官员纠弹，要治他的罪。谢灵运不服，反把有关吏员扣押起来。他还赋诗一首：“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将刘宋王朝比作暴秦政权，并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暗示要像他们那样为被灭亡的故国复仇雪耻。这种行为和言论，加重了他的罪名，被判免死流放广州。可是刚到广州，朝廷的公文又到了，诬他又犯下了新的叛逆罪，命令将他就地正法。元嘉十年10月谢灵运在广州被处当街斩首，死时仅四十九岁。一代文豪犹如一颗流星，在历史的天空划过一道短暂而耀眼的光芒。

王子晋因直言、关心百姓而遭“贬”。谢灵运因才高、有复国志而遇“斩”。“关心百姓”与“有复国志”，这在大宋南渡后，剩下半壁江山时，是最需要的道德操守。姜夔在词中说“处处长青苔”，在指责当时政局：最需要的道德操守离得太远了，无人问津！

姜夔此词的委婉程度与用字水平达到了非一般的境界，蕰藉非常深沉，用字十分考究，一个“空”字与一个“颇忆”组辞，把词人的心声驻入在其中，给读者一个宽广空旷的想象空间。

纵观姜夔的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与屈原“遭谗去职，屡被放逐”相差无几，屈原的“忧愁怨愤”艺术思维，在姜夔的作品中得以传承与发扬，屈原的“爱国情操”也在姜夔的诗词中得到完整体现，可见，姜夔受屈原的“影响”是非常大而持久的，可以说是伟大的“屈原精神”构建起了姜夔“心忧家国”思想的内核基础与核心灵魂，姜夔才有了“说西风消息”“唱时代悲歌”贯穿一生的词心诗语，筑就了一个大愁大忧的伟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