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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免解未果”的来龙去脉 姜清水 姜夔的“免解未果”有不少文献记载这件事，最早出现在《庆元会要》中，“庆元三年丁巳四月，饶州布衣姜夔，上书论雅乐，并进大乐议一卷，琴瑟考古图一卷，诏付奉常，有司以其用工颇精，留书以备採择。”随后与姜夔同时期的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一书的《白石道人集》三卷条下记载：“鄱阳姜夔尧章撰，……夔颇解音律，进乐书免解不弟。姜夔友人谢深甫的长子谢采伯，在嘉定戊辰(1209年)出版姜夔的《续书谱》一书作序说：姜夔“好学，无所不通， 尝请于朝欲是正颂台乐律，以议不合而罢。” 宋未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三乐考十六项记载：“宁宗时，姜夔进太乐议。”又说“夔乃自作《圣宋铙歌曲》，……凡十有四篇，上於尚书省。书奏，诏付太常。” 《宋史·乐志》卷一百三十一志第八十四乐六记载：“姜夔乃进《大乐议》于朝。”又载：“ 夔乃自作《圣宋铙歌曲》……凡十有四篇，上于尚书省。书奏，诏付太常。” 元陆友《研北杂志》卷下记载：“姜尧章从奉常议乐，以弹瑟之语不合。” 明初文人张羽在《白石道人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夔始在沔时，福州萧德藻过沔。初，夔之父噩与萧同进士，宰沔，夔有姊嫁于沔之山阳，夔父卒于官，夔遂依姊氏以居。时以故人子谒萧，萧奇其诗，以为四十年作诗始得一敌，以兄子妻夔。明年，萧归湖州，夔因相依过苕溪。……遇溪山清绝处，纵情深诣，人莫知其所入。”张羽其传所载之事，均是来源于谓姜夔“湖州后裔”姜福四洪武十年间编的《白石集》内。其中“夔之父噩”、“衡山遇异人”、“拒辞张岩辟官”、“议大乐不合，由遇谢深甫子无殊礼”等，这四件事都难以经得起考究，可因是“姜夔湖州后裔”所辑“遗事”而为，辨者勿略或包容，经张羽之笔又写“传”，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如“夔之父噩”，后来者逐加认定。可姜夔无“湖州后裔”就无人过问，姜福四一支是从何处迁入湖州也无人考查，何况姜福四生活在明代，相距姜夔的生活年代已百余年。 明代嘉靖年间的徐献忠，著有《吴兴掌故集》17卷，其中有“姜尧章长于音律，尝著大乐议，欲正庙乐，时妒其能，是以不获尽其所议，人大惜之。” 清代嘉庆年间严杰《白石道人传》说：“宁宗庆元丁巳上书论雅乐并进《大乐议》，诏付有司收掌。时有嫉其能者，以议不合而罢。己未作《铙歌》皷吹曲一十四章上于尚书省，书奏诏付太常。”另有“姜夔字尧章，系出九真唐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公辅之裔。八世祖泮，任饶州教授，即家于鄱阳。父噩，绍兴庚午擢进士第，以新喻丞知汉阳县，夔从父宦游流落古沔。”、“时张焘、杨万里皆折节与交”、“绍兴中秦桧当国，隐箬坑之丁山，参政张焘累荐不起。”“居与白石洞天为邻，因号白石道人，时往来西湖馆水磨方氏。”等记载。其中“八世祖泮，任饶州教授，即家于鄱阳”、“父噩”、“父噩，绍兴庚午擢进士第”、“时张焘、杨万里皆折节与交”、“绍兴中秦桧当国，隐箬坑之丁山，参政张焘累荐不起”，以及“西湖馆水磨方氏”等皆谬误。“系出九真”也是疑点。如“绍兴庚午”是1150年，与姜夔“孩幼”去汉阳有些不相符，另查《历代进仕表》，无绍兴十年庚午科考，有绍兴八年与十二年的。又如秦桧与张焘两人与姜夔实不沾边，秦桧死年姜夔出生，张焘任相职时姜夔是“孩幼”。 严杰的《白石道人传》传之甚广，影响很大，以至清代后期的《江西通志》、《饶州府志》、《宋史翼》、《德兴县志》，以及个人专著文集等都被当作第一手资料使用。本文说“免解未果”，其他不作深究。 《同治湖州府志·寓贤·姜夔传》载：《大乐议》，宁宗时上于朝。 《宋史翼》第二十八卷十五项姜夔条下载：宁宗庆元三年诣京师上大乐议一卷，琴瑟考古图一卷，诏付有司收掌，特予免解。庆元五年作铙歌鼓吹曲十四章，上于尚书省，书奏诏付太常。 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集》卷一中收录《铙歌鼓吹曲十四首》，并附有庆元五年上书献尚书省的奏文。奏文前部份是说铙歌具有“中兴文儒”的重大意义，以及铙歌“由汉逮隋，承用不替”产生历史与“乐纪罔坠”、“亦弃弗录”的缺失过程。第二部份是说姜夔自制铙歌十四首及“眜(冒)死以献”情况。第三部份是说铙歌用以“咸叙威武，衂人之军”与“特倡盛德”、“感藏人心”。全文虽短，就顺畅如山涧泉水，一泻千里，从制铙歌的意义，到产生历史及缺失过程，滴水不漏，娓娓道来，附以自我用心制铙歌数量到“冒死以献”精神，以及铙歌用途都说得一清二楚，可见姜夔上书进献《铙歌鼓吹曲十四章》的事确实存在，并非虚伪杜撰。 姜夔进《大乐议》和《琴瑟考古图》于朝廷，也是有据可寻的。在《宋史·乐志》卷一百三十一志第八十四乐六文中，仍可以见到姜夔《大乐议》和《琴瑟考古图》的精华部份。如《大乐议》的“五议”部份全部被《宋史·乐志》收录。《琴瑟考古图》的琴的“三准各具十二律”，以及“五、七、九弦琴，各述转弦合调图”也均被《宋史·乐志》收录。 另外，姜夔的《白石道人诗集》中有一首《 戊午春帖子》七言绝句诗，全诗为：“ 晴窗日日拟雕虫，惆怅明时不易逢。二十五弦人不识，淡黄杨柳舞春风。”宁宗庆元 戊午年是 1198年，也是庆元四年，诗中有“二十五弦人不识”句，符合庆元三年“议大乐不合”时间与意境，也就是说姜夔进献《 议大乐》事不假，最为有力证据当数谢采伯为《续书谱》一书作的序言，因1209年姜夔仍在世，而且是友人之子写入他的书中。 那么姜夔“免解未果”的事是否存在呢？“未果”是明显的，“终身布衣”就是最好的证据，不必多加考究。至于“免解”一事有没有，有的话又是在那一年发生的呢？又为什“未果”呢？在探究这几个问题之前，先弄清一下“免解”一词。 中国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三年（607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免解”是在科举制内的一种补取人才制度的补充办法。 一般工具书注释“免解”，说是生员、举人获准不经地方乡试，举荐直接参加礼部试，称“免解”。这种科考取才补充办法，北宋就有过，元祐年间（1086年—1094年），《宋史·卷一百五十七 志第一百十·选举志三》载：“元祐新令，……免解试者二十人而止。”《宋史·选举志三》说南宋有延用，载：“孝宗始创行之。” 至南宋后期度宗年间仍有“免解”制度的实行。《宋史·选举志三》载：度宗咸淳“七年正月，(1271年)以寿和圣福皇太后两上尊号，推恩三学，在斋生员并特与免解赴省一次。” “免解”取才办法在姜夔生活的年代存在，即有当时颇有影响的《直斋书录解题》一书记叙，又有当时“是以某一朝代的国家制度、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等为主要收辑内容的一种史书”的《庆元会要》记载“议大乐”事，而且《宋史·乐志》还收录了姜夔进献《议大乐》的精华内容。正史有记载，民间在传闻，姜夔获“免解”待遇就可以认定存在。 “免解”待遇是经皇帝御笔朱批才能得到，“诏付奉常”或“诏付太常”，均是有此意存在的。这样，那就是生员、举人无需经过乡试解送，直接进入礼部或太常堂试，那就应该是走个过程，串个堂，办个手续，赐进仕出身，步入仕途，拜个一官半职。这不是很容易的事吗，可姜夔怎么就“未果”呢？真是如上文献上所述“不合”、“妒才”、“报无礼之仇”吗？更有甚者说姜夔“不识乐器”而“未果”。 要弄清楚姜夔“免解未果”的原因，首先要明白朝廷 为什么重视“议大乐”。《札记·乐记》：“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荀子·王制》：“修宪命，审诛赏，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中国传统的乐的观念，有特定的内涵和深刻的哲理，不能与现代的“音乐”等量齐观。《礼记·乐记》说：“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乐的大节是德，这是中国与世界诸古文明的音乐思想相区别的基本点。《礼记·乐记》又说：“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乐结合就是天地万物秩序的体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之所以能为教，是因为乐的形式最为百姓喜闻乐见。乐有音调，有节奏，有强烈的感染力，闻声而心从，润物细无声。礼与乐密不可分，以至可以说：没有乐的礼不是礼，没有礼的乐不是乐。中国古代十分看重音乐的作用，认为音乐与政治相通，可以作为判断为政得失的一项指标。《乐记》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吕氏春秋·适音》也说：“凡音乐通乎政。”乐赋以道德，礼赋以秩序。礼与乐被认为是圣人确立封建社会的父子君臣的纪纲，制礼作乐是有大德之人或圣人。如黄帝之乐《咸池》，尧之乐《大章》、舜之乐《韶》，禹之乐《夏》等。 姜夔在1186年到南岳衡山发现国家庙乐“乱”，下决心用一生精力整疏雅乐。他经过十余年的研究整理，一大批古典礼乐在他手上得到恢复或拯救，如《霓裳中序第一》《角招》《徵招》《醉吟商小品》《法曲献仙音》等。《大乐议》是姜夔整疏礼乐的重大成果。 姜夔在《大乐议》中例举了当时国礼之乐乱的诸多方面，提出“议雅俗乐高下不一、宜正权衡度量；议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等五议。 姜夔的“五议”所强调国礼之乐：曲调同一“义”、字言配一“旨”、音声协一“理”、金竹和一“调”。以“谐协”为要求。目标则是音乐器声的完美和谐与高度统一，在统一中求和、在完美中求雅。 姜夔的《大乐议》说的是国家体制、整顿社会秩序，涉及权贵利益重新分配等问题。 大宋流亡政府仓促南渡，形制南宋，虽然有六、七十年偏寓江南，不是忙于北伐，就是完成纳贡，天灾人祸不间断，甚至高层内部为权力还折腾，根本上没有顾及“礼乐”的整疏与应用。南宋除却“还我河山”复国志，只剩“百废待兴”的艰难中兴任务。中兴“四将”、中兴“诗人”适时应运而生。人们看到：实践“中兴”任务，首先是国家安宁，秩序稳定，礼乐的恢复就首当其冲，是为第一要务。朝廷需要稳定，百姓呼喊安宁，正现契机。 姜夔这时已经与朝廷官员唱酬、来往频繁，范成大、钱良臣、郑桥、吴潜、楼钥、京镗、谢深甫等当时时任相位或后来任相位的名臣，还有萧德藻、尤延之、杨万里、吴柔胜、胡纮、项安世、曾丰、王炎、朱熹、易祓、叶适、韩淲、潘德久、洪迈等巨儒，以及张平甫、张功甫等名流，“四海之内，知己者不为少矣”。姜夔的音乐、韵律、诗词、书法才华受到名公巨儒的认可，得力于他们的人脉平台再度传播，名声可谓朝野上下皆知，扬名天下。姜夔的《大乐议》又正中南宋中兴契机，于是，姜夔的个人“免解”大戏，也适应时运得以拉开序幕。 姜夔的“免解未果”原因，“嫉其能者”与“不识乐器”皆属荒谬，不予深究，而“报失礼仇”与“议而不合”两事就值得追问。先说“议大乐不合，由遇谢深甫子无殊礼”事，再叙“议而不合”事。 “议大乐不合，由遇谢深甫子无殊礼”语，首先见于明代张羽的《白石道人传》中，其“传”不长而谬误甚多，如“秦桧当国”、“累荐不起”等，都不应在此说，唯有“报失礼仇”一说，得有个交待。 谢深甫 宁宗庆元元年（1195）四月，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迁参知政事，再迁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二年（1196）正月除参知政事，三年（1197）正月兼知枢密院事，四年（1198）八月除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六年（1200）闰二月除 右丞相，1204年去世。谢深甫自参加执政以至担任右丞相是在宁宗初期。当时朝廷内政见之争、学派之争、意气之争纷繁复杂，主要环绕赵汝愚和韩侂胄两大势力系统之间进行，是非交错，很难以人定线。在此情况下，谢深甫独立不偏，稳健执中，使朝政不紊，国力增强。特别是在 庆元党禁期间，力排非议，救朱熹于“奏议”刀下，得到好评。姜 夔就曾在诗中称颂为“秋前雨”。 姜夔不仅与谢深甫有交往，而且与谢两个儿子都有来往。南宋词人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载了一段《姜尧章自叙》，姜夔 在《自叙》中说：“丞相谢公爱其乐书，使次子来谒焉。”这里用了一个“谒”字。 谒，一般常用的意思是拜见，可见是谢深甫礼到，谢 深甫没必要“无殊礼”。据查谢深甫有四子，除姜夔在《自叙》中说的次子外，其长子谢采伯出版 姜夔的《续书谱》一书，并自作序盛赞了姜夔一番，如说姜夔人品：“ 知其为名士颇敬之。” 说姜夔才华：“ 好学， 无所不通。”说 姜夔书法：“ 运笔遒劲， 波澜老成。”说 姜夔：“ 续书谱一卷议论精到三读三叹真击书学之蒙者也。”、“ 六艺者固已絶无仅 有， 而尧章乃 用志刻苦笔法入能品。” 谢深甫其他二子与姜夔交往不可考，从谢深甫的人品，以及其长子谢采伯在谢深甫去世后五年，还出版姜夔的著作，并称颂姜夔的情形看，姜夔不仅无“失礼”之行，谢深甫也无“报失礼仇”的动机与行动。若从姜夔《自叙》中说的“丞相谢公爱其乐书”语境分析，姜夔的“议大乐”走进大舞台，是谢深甫主政时期，有可能还是“丞相谢公”帮助拉了大幕那根“绳”的。于是，可以断定“议大乐不合，由遇谢深甫子无殊礼”事不存在。 那么姜夔“免解未果”的原因到底何在？这就要结合当时的历史事件来找寻成因了。姜夔进献《大乐议》的时间，是在庆元三年(1197年)，有《庆元会要》的记述，这应该是可以认定的。在这期间，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呢？还是翻开史册来说话。 《宋史》中可以找到如下内容： 绍熙五年，侍讲朱熹以上疏忤韩侂胄罢，赵汝愚力谏，不听。 庆元元年，吏部侍郎彭龟年上疏言韩侂胄假托声势，窃弄威福，乞黜之，以解天下之疑。诏罢龟年，进侂胄一官，与在京宫观。赵汝愚请留龟年，不听。 庆元二年，太府寺丞吕祖俭坐上疏留赵汝愚及论不当黜朱熹、彭龟年等，忤韩侂胄，送韶州安置。赵汝愚卒于永州。以大理司直邵褎然请诏大臣自今权臣、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诏下其章。 庆元三年，以知绵州王沇请，诏省部籍伪学姓名。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勿用伪学之人。 庆元四年，诏禁伪学。 庆元六年，请诛韩侂胄。 嘉泰元年，监察御史施康年劾少傅、观文殿大学士致仕周必大首倡伪学，私植党与，诏降为少保。 嘉泰二年，追复赵汝愚资政殿学士，追复朱熹焕章阁待制致仕。复周必大少傅、观文殿大学士。 从如上记载中可以看到，绍熙五年朝廷大臣 赵汝愚与 韩侂胄开始不和。尔后 朱熹、 彭龟年、 赵汝愚相继罢去官职。 庆元元年二月， 韩侂胄弄权， 赵汝愚罢相，出知福州。反对 赵汝愚罢官的人都陆续被贬逐；太学生杨宏中等六人被流放于五百里外， 时号“ 六君子”。同年十一月，贬 赵汝愚于永州。 庆元二年正月， 赵汝愚暴死于 永州。 韩侂胄当政， 凡和他意见不合的都称为“道学”之人， 后又斥道学为“ 伪学”。禁毁 理学家的“语录”一类书籍，科举考试稍涉义理之学者，一律不予录取。 庆元三年， 韩侂胄将 赵汝愚﹑ 朱熹、 张栻一派及其同情者定为“ 逆党”， 开列“ 伪学逆党”党籍，凡五十九人， 包括周必大﹑陈傅良﹑ 叶适﹑ 彭龟年﹑ 章颖﹑项安世等。名列党籍者受到程度不等的处罚，凡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也都不许担任官职或参加科举考试。 如杨万里在 党禁时 罢官回乡。《江西通史》载：“庆元党禁”涉及朝廷命官共五十九名，其中有江西十人。宰执四人，江西二人：余干赵汝愚、庐陵周必大；待制以上十三人，江西五人：婺源朱熹、清江彭龟年、新余章颖、崇仁何异、龙泉孙逢吉；余官三十一人，江西三人：新淦曾三聘、都昌黄灏、临川王厚之。 从绍熙五年开始朱熹遭罢，到嘉泰二年朱熹追复职，前后九年，有资料认为党争以庆元六年“请诛韩侂胄”止，前后按七年算，史称“庆元党禁”。 南宋时代的政争——党争始于“绍兴学禁”。斗争的主线,不仅是高宗绍兴时期是围绕“和议”与“恢复”这一“国是”进行的，孝宗时期实际上亦是如此，不过或明或暗罢了。“庆元党禁”则是一种权力斗争，不具“国是”的路线斗争性质,也不具改革与反改革的性质。以朱熹、张栻为核心的“道学”或称“理学”集团，始终坚持反“和议”，主“恢复”的。 “庆元党禁”实质上是南宋当权统治集团对整个学术界的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打击，涉及到南宋整个学术界，涉及到政治和学术的关系；它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影响到整个学术界。 姜夔进献《大乐议》是在庆元三年，而庆元三年是具在“庆元党禁”最为激烈的阶段，“诏省部籍伪学姓名。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勿用伪学之人。”“免解”属“荐举改官”范围，“礼教”和“乐教”属精神层面的伦理道德育化规范范畴，与理学或道学是同在一个领域，“乐议”无疑也在被禁“伪学”之列。 于是，可是断论：姜夔“乐议”的“免解未果”不合的原因，不是其他“妒能”或“报仇”，而是涉及“庆元党禁”事件中“禁伪学”一案，被当“伪学”一并禁止，而“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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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29 1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