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艺术

吾闽 · 发表于 2019-12-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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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振快

　　唐诗是中国文学的卓越代表。唐诗卷帙浩繁，《全唐诗》录诗人2000多家、诗作近5万首，一般人自然无法也无必要全部览阅。编选唐诗者自唐人元结《箧中集》始，历来已逾百家，著名的如王渔洋《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等。但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无疑还是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

　　选诗是最需学识、见识和胆识的学问。没有高明的鉴赏眼光和鉴识水平的选本，必然不会为人所接受，更不会广泛流传。那么，《唐诗三百首》之所以成功，原因何在呢？

　　对于这个问题，论者往往从《唐诗三百首·蘅塘退士原序》考察，认为《唐诗三百首》的成功主要在于其通俗性。诚然，通俗是该选本特色之一，也是为广大群众接受而得以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但仅此一点，显然有失偏颇，也低估了孙洙对唐诗的鉴识水平。我们不妨从《唐诗三百首》中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诗作列一个简表(见第123页)，从中我们便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孙洙的选编原则和标准，体会他对唐诗的精到见识和深刻认识。

　　从近5万首的诗作中选出300余首，而这些诗既能体现诗人的风格特色及诗人在唐诗坛乃至文学史上的地位，又能反映唐诗的基本风貌，这诚非易事。但孙洙基本上做到了。

　　《唐诗三百首》共选诗人77家、诗作313首。从诗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看，上至帝王卿相，下至士子布衣乃至僧侣娼妓，都有一席之位，反映出编选者比较博大而公正的心胸。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孙洙在此表现出他独到的见识，所选的都是艺术性比较高的作品。艺术水准的高低，是他编选的最重要的尺度，并不因诗人的身份和名气而决定其是否入选。王之涣在《全唐诗》中仅存诗6首，而《登鹳雀楼》、《凉州词》两首入选；金昌绪在《全唐诗》中仅一首《春怨》，也入选；杜秋娘《金缕衣》亦入选。

　　《唐诗三百首》最突出的特点在于诗体完备。编选者就是从诗体角度对诗进行抉择的。我们已经发现，各种诗体本身有内在的规律，对内容的表达很有影响。诗人的精神气质、由精神气质而形成和体现出来的艺术风格，以及诗的内容、题材，都与诗体有很大的关系。在上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孙洙特别注重选诗的多少与诗人所擅长的诗体的最高成就相契合。

　　各诗体均擅长的诗人有孟浩然、王维、岑参、李白、杜甫、韦应物、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诸人。他们都是大家、大手笔，所以各体均擅长。

　　律诗写得最好的是杜甫，在所选39首诗中，律诗占了23首。另一擅长律诗的诗人是李商隐。而李白则擅长古风，其古风所选数目在编选总数中占一半强。另外，陈子昂只选七古一首，韩愈只选七古4首。这三人的性格中都有豪侠、慷慨激昂、正气浩然的特征，他们需要自由地悲歌和高歌，而古风这种诗体便较能表现这种性格，所以他们的创作以古风的成就较高。而杜甫诗风沉郁顿挫，故长律诗。他是戴脚镣跳舞的人，尊儒崇王，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发挥，所以在有较大束缚的律诗上用功最深，在束缚下推陈出新、精益求精，故律诗最契合其性格和精神。这种诗体和风格的关系孙洙已经注意到了。

　　从语言形式上看，王维的29首诗中五言诗占了19首，反映出他较擅长五言诗；而孟浩然入选的15首诗中仅一首非五言诗，说明他对五言诗的造诣特别精深。而李颀则相反，所选7首诗均为七言诗，反映他特别擅长七言诗体。这些都是为他们的创作成就所证明的了。

　　再说乐府诗。《唐诗三百首》中乐府诗最多的是李白，成就也很高。而白居易虽然倡导「新乐府」运动，并亲身实践创作了大量乐府诗，但成就并不很高，所以白居易的乐府诗没有一首入选。而白居易声誉最巨的两首七言古诗《长恨歌》、《琵琶行》全都入选，从而使他成为77位入选诗人中字数最多的一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孙洙对唐诗确有精到见解。

　　从时代看，盛唐诗人个个擅古风，中唐渐渐减少；而到晚唐，古风已极为衰微、几近无存。相反的是绝句的命运：盛唐较少，中唐渐渐增加，到晚唐则蔚为大观了。这和时代的特征是暗相契合的。盛唐气象宏大，人人都希望建功立业，个个慷慨激昂、壮怀激烈，自由地表达胸襟，所以诗人们自觉地选择了古风这一诗体，因为只有古风最能顺畅地表达他们的精神和气概。而到了晚唐，情况大为改观，生活日趋庸俗、追求逸乐，所以精致的绝句便大派用场，成为时尚所趋。

　　从纵的方面看，古诗入选最多的是李白、杜甫，次为王维、韦应物；五律以杜甫为最，次则王维、孟浩然；七律除杜甫外，则以李商隐独占鳌头；五绝王维最好，七律则以杜牧、李商隐为佳。这些在上表中均一目了然。可以说孙洙对诗人擅长的诗体有很深体会，他的编选基本上是和诗人的实际情况相符的。

　　孙洙的编选原则是从纯艺术的角度，注重诗歌的形式和音律特征，再联系于此相关的内容，精选其「脍灸人口之作」中「其尤要者」，都是些晶莹圆润的珠玉汇录而成。从内容和风格上看，300余首唐诗题材多样、情感殊异、风格不一。有诗画交融、恬美静谧的田园山水诗；有气象雄阔、浪漫瑰奇的边塞诗；有像《长恨歌》、《琵琶行》之类的宏篇巨构；也有「红豆生南国」之类的精致婉转的小诗；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的沉郁雄浑的慷慨悲歌；亦有「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的轻快有趣的喃喃情语……如此等等，各种题材、各种情感的诗作都汇入其中。

　　当然，《唐诗三百首》不选排律，而排律中并非无佳构，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便是；而不选李贺诗，亦颇令人费解，至少李贺在唐诗人中亦自成一家。这些问题是可以商榷的。

　　孙洙生活的时代(清乾隆年间，《唐诗三百首》于1764年编定)，正是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等诗论一统文坛的时候。而孙洙能打破各家之说，不拘一格、博采众长、荟萃菁华，不能不令人佩服。或许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在此后200余年深受欢迎的生命力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