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青的中医梦〔二〕针灸记趣

孙逐明

《一个知青的中医梦〔二〕针灸记趣》　


　
　　一、脉学杂谈
　　二、针灸记趣
　　三、蛇法传奇
　　四、接生往事〔待发〕
　　
　　
　　二、针灸记趣
　　
　　当年我自学的医书，主要是各中医学院编写一套中医教材，从伤寒论讲义、温病学讲义……直到推拿学讲义、针灸学讲义，应有尽有。
　　当时全国正在推广解放军创造的“新针疗法”，又叫做“快针法”，其精华是扎针深、刺激强和不留针。我自然也对针灸和推拿按摩下了一番苦功；先是在自己身上扎针，有把握以后就开始给社员们治病。不几年，我的针灸技术在当地就小有名气了，找我扎针治病的社员相当多。倒不是我的技术如何高明，实乃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所致。
　　我是65年下放的，77年才返城，恰好与文g同期；那年头的农民，简直是苦不堪言，年复一年在饥饿线上挣扎。就拿八百弓公社来说，每年年终结算时，大部分生产队没有一分钱可用来分配，家家户户全部是亏欠户。最令外人不可思议的是：劳动力越强、挣工分越多的农户，反而是亏欠最多的大户。
　　原因很简单：年年青黄不接，大家吃的粮食食油，烧的稻草棉梗，都得眼巴巴望着庄稼成熟，收一点就分一点。分配原则是，除少得可怜的一部分基本口粮按人头分配之外，其余全都根据所挣工分预支，工分越高者预支越多。可是年终分配时，一个劳动日的工价大都只有一毛多，甚至几分钱，预支款远远高于应分款；这样一来，家家自然都是亏欠户；而劳动力越强、挣工分越多的农户，以前预支也越多，自然成了亏欠大户了！又由于劳动力强的户子吃得也多，这样一来，儿女成群的弱劳力户不见得比强劳力户更困难。这种倒置的怪现象，也加重了农村对节制生育zc的淡漠。社员们对此的一句口头禅是“一兜露水一兜草”，这也使得本来就喜欢多儿多女的我，竟然在乡下生了三个儿女，在知青中也算得上是“生产大户”了！：）
　　在这种连饭都吃不饱的日子里，缺医少药势在必然，而我给大家扎针治病〔为了不影响出工，速战速决，我也采用快针法，极少用灸法〕，完全是无偿服务，而且随喊随到，确也治愈过不少病，有的还是重症，怎么不深受欢迎呢？
　　就这样，邻近几个生产队几乎每一家都得到过我的针灸治疗，大小病症治愈的也不少，以伤痛性的急慢疾病最多，严重的如风湿瘫痪、耳聋、陈年老伤、顽固性牛皮癣〔用梅花针治〕等等，治愈多例，其它小毛病就不计其数了。
　　我给社员们治病是从来不收费的，顶多是吃几个煮鸡蛋或一餐便饭。倒不是我如何高尚，实在是社员们太穷，我的技术也并不怎么样，大家请你，很多情况下也是迫不得已的“聊胜于无”罢了；自己完全是自学，能有人让你治病，也能积累经验，也巴之不得。当然，治疗多了，经验也越多，治愈的病人也在逐渐增多，特别是我的针法之娴熟，是一般非针灸专科医生所能相比的。
　　在治病过程中，我最大的收获主要是精神层面的，每治愈一个病人，特别是重症顽症，那种自我人生价值得到肯定，以及因医疗技术的进步而产生的内心喜悦，是局外人很难体验的。此外，我也因此与社员们加深了友谊。在我最困难的岁月里，无论是生活还是政z上的困境，社员朋友们给予我的无私帮助是更多更多。可以说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回民大队！　　
　　那时候，赤脚医生在wg中被评为是标志着“医疗革命”方向的“新生事物”之一，作为批判此前17年医疗卫生工作方向性错误“城市老爷卫生部”的一块石头，曾经红极一时。平心而论，其中确也有一部分赤脚医生的确为缺医少药的偏僻乡村做过一些贡献，特别是那些医学世家的子弟。然而，这些未经正式医疗训练新培养的赤脚医生，文化程度大都低得可怜，医学常识更是少得可怜，自然常有医疗事故出现。对赤脚医生培训针灸是当时的重头戏，因针灸出事故的也不在少数。与我最要好的大队黎会计咳嗽不止，一时没有找到我，就请一位赤脚医生扎银针，扎针之后顿感胸闷气喘，赶忙来问我。我当然知道是肺壁被刺穿而出现的气胸；所幸针孔较小，后遗症不严重，我也不敢说什么，只叮嘱他好好休养，只要症状逐步减轻，几天就会相安无事，若胸闷气喘加重，就得去茅草街大医院诊治。　　
　　我姐姐是个正规的医务工作者，据她说：“我认识的赤脚医生，只有极个别是医学世家（主要是中草药），大多数只是只会一点点红汞碘酒贴膏药什么的。我和他们接触，一般是给我们带路，以及帮助我们搞防疫计划生育的事务工作等等。大概只能够起一些这样的作用。但是他们在生产队记工分。 ”
　　至于我本人，让我扎过银针的人不计其数，可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我的法子其实很简单：第一、在四肢上扎针，只要手法不过重，决不会出事故；第二、在靠近内脏的胸腹部和背部扎针，严格根据医书记载选用银针的长短，例如只允许进针五分的穴位，决不用一寸的银针，自然就也不会伤及内脏了。
　　当然，不严重的不良后果也是难免的，最常见的是扎针之后，轻揉针眼的时间不足，可能因毛细血管溢血而引起淤青。
　　有个好笑的“事故”不能不提。据我的经验，针灸治疗爆发火眼病有神效：只要在两个内眼角的睛明穴各扎一针，红眼不到半天就可消褪，屡试不爽。有一次我老婆也得了爆发火眼，我刚给老婆扎完针，正好队长在外面连声催促，我随便揉按了几下，忘记叮嘱老婆自己按揉，就匆匆出工了。
　　不一会，老婆到大队部去买盐，正好遇见了妇女队长金菊，她大声呼叫起来：“你的眼睛怎么啦？是谁打的？是不是你家‘眼镜’打的？我去找他算账！”老婆忙说：“哪有啊！是我不小心摔一跤，撞在板凳角上了。”赶忙捂住眼睛赶回家照镜子，红眼倒是褪得差不多了，只是右眼周围青了一大圈，象一只独眼的乌眼鸡！害得老婆一连好几天都不敢出门，我也被埋怨了好几天！：）
　　1968年冬，我还抢救了一个自缢的过路人。
　　那年我正和社员们在河堤上搞冬修水利。一日清晨，我正匆匆赶往工地，经过粟家埠供销社前面的大堤，只见干涸的河洲柳林边围了一大堆人，大呼小叫着“救人”。
　　那些年头，我总是随身用钢笔管带有银针的，连忙奔下大堤。一个熟人看见我后，连忙大声呼喊：“小孙来得好！快来快来，这里有人上吊了！”
　　上前一看，原来是一个过路的陌生青年在柳树林里上吊，被人发现抱了下来，躺在几件棉大衣上；一个老倌子一手端着热气腾腾的瓷碗，一手搂着他，试图灌一点姜汤。可此人面色青白、四肢僵硬、牙关紧闭，姜汤根本灌不进去。
　　我赶忙让人把他放平，把裤子解开褪下，也顾不得把脉，掏出银针，先用重手法在会阴穴上扎了一针，此人一哆嗦；我心知有救了，又接着在牙关两旁的颊车穴各扎一针，只见他眼皮颤动起来，紧咬的牙关也松开，还吁了一口气。
　　“救活了！救活了！”围观的群众齐声欢呼起来。
　　我把病人交给灌姜汤的老倌子，交待了一些注意事项，就匆匆赶往工地上工去了。
　　后来听人说，此人是三仙湖的一个老师，因失恋而想不开，就跑到僻野林子里上吊了。
　　次年，我去三仙湖拜望一个本家孙老师，她丈夫见面就问我：“去年你是不是在河堤上救活过一个上吊的老师？”我说是。他说：“三仙湖的人都知道是被八百弓的一个知青救活的，我猜是你，果然是你！”
　　回顾这些往事时，我也时常想：自己要真成了一个医生，救死扶伤不过是应尽的职责罢了，那些微不足道的案例，不过是稀松平常的小菜一碟而已。倒是有一个现象，更值得思索。　　
　　这些年看过不少知识青年受迫h的报道，最有名的是1978年因云南农场知青写给邓小平同志的公开联名信，而引发了震惊全国的知识青年回城事件，其次有老鬼写的《血色黄昏》，最近又看到了博友洞庭渔夫写的《共大酷刑忧思录》。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受迫h最厉害的全部是知识青年成堆的建设兵团和农场，而分散插社插队的知青中，受迫h的现象和程度就轻微得多。以我们下放到八百弓公社的六十个知青为例，担任民办教师、会计、营业员的不在少数，挨过pd的仅有一人，只是被捆了一索子，并未捱打。而且后来此人夫妻俩都当了民办教师。
　　为什么会有如此种强烈的反差呢？
　　我以为原因是两方面的：
　　第一，当年歧视ph知识分子的主要是一些工农出身的政治干部，而真正的工人农民反倒很富于同情心。究其原因，真正的劳动人民是质朴善良的，较少受zz偏见的污染，人性未泯；而zz干部少有不被zz偏见洗脑。建设兵团和农场管理知青的全是zz干部，而知青又以家庭出身不好者为主，在当时防止资产阶级fp的极z政策指挥下，这些政治干部大权在握，又得不到广大社员的监督，独断专行地惩处迫害知青是势在必然；插社插队的知青人不曾扎堆，又与广大农民生活在一起，所受政z迫害自然要轻得多；
　　第二、几乎所有知青内心深处都有脱离农村返城的渴求，过于成堆时，为了切身利益而相互竞争，更容易自相残害，导致了政z迫害的加剧。老鬼在《血色黄昏》一书里对此就有深刻的揭露。插社插队的知青虽也是几个人一组，但相互照应的需求远远超过了竞争的心理，自相残害的现象要少得多，轻得多。
　　联想当年刘绍棠被贬家乡，王蒙流放新疆，固然是历史的错误，然而所受政z迫害远逊于留城的作家，反而因此而避免了更大的灾难，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不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么？我插队下放农村何尝不是如此？根据我的性格，若不是插队下放农村，没准会打成大you派、f革命，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真个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哪！
　　此外，刘绍棠和王蒙自己与劳动人民的相处之道，也应当有一定的关系。我的行医，也是我能与乡亲们亲如一家的原因之一吧？
　　念此，我更怀念我在乡下行医的岁月了！


　　〔待续〕

云烟

我给社员们治病是从来不收费的，顶多是吃几个煮鸡蛋或一餐便饭。倒不是我如何高尚，实在是社员们太穷，我的技术也并不怎么样，大家请你，很多情况下也是迫不得已的“聊胜于无”罢了；自己完全是自学，能有人让你治病，也能积累经验，也巴之不得。当然，治疗多了，经验也越多，治愈的病人也在逐渐增多，特别是我的针法之娴熟，是一般非针灸专科医生所能相比的。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