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宋珩舸 于 2024-2-6 21:19 编辑
文 / 宋珩舸(知泥斋、履庐)
古与今的问题,是当前很多诗词的写作者、评论者和研究者关注与争议的话题。
或扬今抑古,要突出体现当代性、当代元素;或崇古轻今,要突出体现传承性、古韵古调;或调和古今,要追求写今承古、同变融合。
以往,我倾向于调和古今,认为这是最稳妥、最辩证、最有前景的一种取态。可是,最近我又想了想,觉得所谓“调和古今”,还是落入了“古今二分法”的陷阱里。
实际上,在我看来,无论写诗、评诗、研诗,核心的不是古今问题,而是情、理问题。
也就是说,动情,或妙理,才是超越古今的更接近诗词生发机理的指标,不论借古还是显今,离开了这两点中的任意一点,都只是表面的肤浅的。
不能以心传心的诗,纵使汲汲于所谓现实主义、与时俱进、创新求变、诗史道义之类,不过是将诗词弄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因之,我最终选择的是:无古无今,非古非今。心何必分古今?思何必分古今?心、思要无限宽广、无限深至、无限自由,兴到情到,管他古否今否,皆由己心,自由拈取。
以情以理动人,超越古今,是古是今已不重要;况现在的今,是将来的古,将来的今,是更将来的古,每一时间点、时间段本身就不是古、今单独一个字可以定义的,则何必于彼古今之谈认真呢?
是为杂感。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知泥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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